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
一
一九七四年春节后一天的晚上，我抑郁地坐在居室书桌旁抽着烟。平时我是不抽烟的。可是，那天在学校听完所谓“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”的传达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却特意拐进食品商店买了一包烟。爱人在装订厂工作，上夜班不在家；孩子送到托儿所全托了，一个人在家，倒也清静。窗外小院里，只有风吹树枝的飒响。按说，这是备课、看书的最好时光。可是，既然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外文”这种荒诞的逻辑，都被某些人誉为“反潮流精神”的崇高体现了，我这个外语教员，还有什么备课的兴致呢？书呢，案头倒有一册好不容易辗转借来的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》，可心里是那么样地烦乱，翻开了《草原》，却怎么也走不进那个草原里去……一口烟呛得我咳嗽不止，我赌气地将刚燃去小半截的烟扔到了地下。
忽然有人“笃笃笃”地敲门，还呼唤着我：“晁老师！”肯定是我教过的学生——不知是个什么道理，正教着的学生，没有到家里来找我的；已经毕业的学生，倒常成为我家的不速之客——我把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》放进抽屉，过去打开了门，一个小伙子的清秀面庞呈现在我的眼前。两道漆黑的细长眉毛，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；高鼻梁，长人中，红润的薄嘴唇。我认出这是五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，虽然他“抽条”了，肩膀也宽了许多，那挺有特点的相貌，变化并不大。但我一时想不出他的名字来。我把他迎进屋子，请他坐，给他倒茶，顺便问他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。他提醒我：“我叫邹宇平，初一的时候您教过我。我一九七一年下乡插队两年，去年分到工厂当了个钳工……”我指指桌上的香烟：“你也学会了吧？自己拿……”他摇摇头：“我不学抽烟，我也不喝酒。我没参加‘十元会’……”
“‘十元会’？”我不禁愕然，“什么叫‘十元会’？”
“嗨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我们厂七八个像我这么大的小伙子组织的。每个月开支那天，一个人出十块钱，别的人出一块钱，去吃馆子。‘大头’轮流当。什么全聚德、丰泽园、砂锅居……转着圈吃呗。”
我震惊了。我觉得一些火辣辣的话语冲到了喉咙口。但是我强咽了下去。我用哆嗦着的手指头去取香烟……别忘了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哪怕是善意地批评青年人，也很可能被扣上“打击‘儿童团’”的帽子；而且，也根本不允许公开承认有“十元会”这类社会现象。再说，我也摸不透邹宇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青年——回想起来，我当他班主任的那几个月里，班上纪律极为混乱，我整天疲于同“闹将”们斡旋，他则是个“老焉”，总是静静地坐在靠墙的座位上，属于“省事”的一流，品质、功课、纪律性都具中上水平。在这次以前，他似乎只在初中毕业时，随别的同学来我家坐过一会儿。他今天怎么想起来拜访我？
我笨拙地吸着香烟，眼睛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，等着邹宇平开口。
来拜访我的毕业生，各种性格、各种思想情绪的都有。比如说，前天晚上来的刘丽云，一个胖胖的、戴眼镜的翘鼻子姑娘，爸爸是食品公司一个下属单位的党***，自己如今当了邮递员，就属于那种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直言不讳的“小钢炮”；她一边不停歇地嗑着葵花子，一边脸庞喷红地大声对我议论说：“反正我想不通！周总理是党的副**，干吗反倒要让政治局一个普通委员，给他送批林批孔材料？这人在国务院任吗职务也没有，凭什么把国务院的人全叫到首都体育馆开大会？倒好像周总理得听她指挥似的——什么呀，我想不通，反正！”她把“什么”发成“什马”的音，听得出来是表示蔑视。我并不阻止她“口出狂言”，但也并不附和插话。我爱人提醒她：“这样的话你可别到处乱说去……”她自信地把头一摆：“反正我又不是傻瓜！……唉，要是见着晁老师这样的人，也得把心里话憋着，那我非得憋破肚皮不可，准的！”……再比如，十天半月总要来我家一趟的赵海涛，黑黝黝的皮肤，精壮得像头小牛犊，话不多，来了就求我帮他借书，什么小说诗歌他一律不看，他感兴趣的是数学书，他似乎在悄悄钻研个挺高深的数学问题，问他，他只是憨笑，永远不予解释。他那诚恳而固执的借书态度，连我爱人也为之感动，常敦促我想方设法，托亲觅友，去为他掏腾一两本名称古怪的数学书——由于他总是如期归还，而且还回来的书总是面目一新，不仅细心地包上书皮，有时还代为重新装订，甚至把平装变为精装，所以我那些在科研部门工作的亲友，倒也越来越乐于借书给他。他的工作单位是废品回收公司，具体来说，他每日的工作就是蹬着平板三轮，到街头巷尾去收破料。有一回，我爱人忍不住问他：“你钻研这些个学问干吗？人家准得说你不安心工作，搞‘白专’吧？”他静静地坐在床沿上，两眼闪闪地、慢腾腾地说：“学问是有用的。我收废品，付款从来没出过差错，批我‘白专’就批去吧。我等着，总有一天……”
刘丽云也罢，赵海涛也罢，都好理解。可是我同邹宇平对坐了一会儿以后，却觉得他越来越不好理解。他似乎并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也并不是有什么事来求我帮助。当然，也有那样的毕业生，他们来看望我，仅仅是出于凑巧路过了我家院门，或者仅仅是出于节日的一种礼貌表示；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起码总得问问我最近工作忙不忙、身体好不好，总要主动跟我说说他们自己的事儿……这个邹宇平却古怪到极点，我不说话，他便也不说话；甚至我问他一句什么，他也心不在焉，答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们俩就这么耗了一会儿。
倘若是在另一种情境下，我也许反而会因他的古怪，产生一种探究的兴趣。只是那天晚上，我心里正横着“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”的阴云，因此缺乏足够的耐心。我烦躁地打量了他几眼，这才发现他穿着十分讲究，上身是淡咖啡色的宽条灯芯绒夹克，下身是裤线可以削萝卜的蛋青色的确良裤，脚下蹬着一双不知从哪里搞来的、线条粗犷的深黄皮鞋。我自己虽然不讲究穿戴，但是，对于注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的人，倒从来毫无“上纲上线”的腹诽——我总觉得，只要人家思想品德正派、工作积极努力，穿戴得讲究些，应属于允许范围之内的事儿。邹宇平见我用眼光在扫视他，不由得放平了翘叠的右腿，顿时提起了精神——也许是以为我会批评他，感到紧张。我批评他这个干吗呢？不，我告诉他：“这两天，有点头疼……”他意识到这其实就是逐客令，于是他站了起来……
这个怪人！你明知已是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就快点离去吧。可是邹宇平却慢条斯理地穿他的大衣——这件大衣是他何时脱在我家床铺上的，在此以前我竟丝毫未曾注意到——大衣有什么难穿的，他却仿佛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工艺美术品，小心翼翼地往袖子里笼胳膊，轻轻地整理领子，抚摸鲜花似的扣着扣子……我很奇怪，那是件很薄的棉大衣，里面既无皮筒子也无人造毛，面子也无非是一般斜纹布，何以邹宇平对它如此珍视？
邹宇平面色沮丧地被我送到了大门外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因为我没有热情地接待他而生了气，于是便诚恳地对他说：“今天我心里不大痛快。其实我还是很愿意跟你多聊聊的——欢迎你以后常来。”
邹宇平满脸失望。显然是我辜负了他的某种强烈愿望。他希望我怎样呢？终于，他忍耐不住，扽扽大衣的兜盖，非常真诚地提醒我说：“晁教师，您看这件大衣——颜色怎么样？”
我陡然一下子理解了他——原来，他来拜访我，仅仅是为了显示一下他的这件大衣！你看我竟把顶顶要紧的一项因素——颜色给忽略掉了！你看你看，我明明知道，最近有些男学生在说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匪不匪，看裤腿；狂不狂，看米黄。”却竟然“昏聩”到直至此刻才注意到——邹宇平的大衣是米黄色的！
几秒钟时，我回忆起刚才同邹宇平的那些问答——
“你们厂也在搞儒法斗争研究吗？”“在搞。我反正不参加。头几个月的‘反回潮’就把我弄晕乎了——越反厂子里越乱。我瞎掺和那个干吗？没劲儿，干脆溜边瞧瞧……”
“你平时看小说吗？下了班怎么消遣？打扑克吗？”“现在的小说净让人上当，什么《虹南作战史》，那能叫小说？我不看。打扑克、下棋我自来就不爱好。下了班比上班还没意思——上班还能臭聊一阵呢……”
“你在厂里朋友多吗？”“没有。积极的嫌我落后。那些个胡闹瞎混的人，我又嫌他们恶心。反正我上班好好干活，下了班我就张罗张罗自个儿……”
原来我没把这些话当成回事儿，现在，我猛地融会贯通，理解邹宇平了—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把他挤到“下了班就张罗张罗自个儿”的窄胡同里来的。他既不愿当“批大儒”、“反回潮”的积极分子，又不愿参加“十元会”；他既找不到真正吸引他心灵向上飞翔的小说，及其他精神食粮，又不屑于蹲到路灯下打“三先”……于是，只好从米黄色的大衣这类东西上去寻求寄托……啊，我的青年同胞，是谁把你们本可以熔铸成丰富而美丽、激昂而奋发的灵魂，压缩得这般苍白、这般庸俗、这般浅薄？就是那些前几天在首都体育馆的“送材料”大会上，敢于对周总理大不敬的家伙！就是那些把“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”当作匕首，来刺杀我们社会主义学校的混蛋！
愤懑的波涛在我心中拱动。我想把邹宇平拉回屋里，同他倾心畅谈。但是我沉思默想的当口，他已经扭身离去了，我望着他那裹着米黄色大衣的细长身影，在苍茫的夜色中渐渐远去，心里充满形容不出的复杂滋味。
点点微雪落到我面颊上，我几乎要把自己的下嘴唇咬破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我暗暗发下誓愿：不管阴云还会怎样地加厚，甚至酿成倾盆毒雨，为了祖国母亲的年轻孩子们，我要尽一切可能，同那布下阴云的妖魔鬼怪作殊死的抗争！……
二
1978年春节过后的头一个工作日，北京图书馆刚把大门打开，一群急不可耐的读者便涌了进去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不但想利用寒假时间好好备一备课，也想利用挣脱了“***”枷锁的图书馆所提供方便条件，借阅一些能开拓自己眼界的中外古今图书。
几乎每一个独自来馆的读者都是这样：急匆匆地进入目录室，分秒必争地查好书号，便径奔借书处；期待已久的图书一旦到手，便立即快步进入高大阔朗的阅览室，觅一中意的座位坐下；一旦坐下了，便目不斜视、杂念全息，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……正因为人们都是这样的精神状态，所以才出现了下面的情况。
我兴味甚浓地读毕了英文原版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第一章，不禁舒了一口气，倚靠在舒适的圈椅背上，闭目思索起马克思、恩格斯论及该书作者狄更斯的那些话语来……当我睁开休息充分的双眼，准备俯案续读时，偶然朝对面座位瞥了一眼——啊呀，我愣住了；好熟悉的面庞！漆黑的细眉下，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，正盯住案上一册大开本的技术书；高鼻梁、长人中下的薄嘴唇，依然那么样的红润，并随着默读翕动着；这不是邹宇平吗？是他！肯定是！不过，他此刻穿着半旧的工作服；他那件了不起的米黄色大衣哪儿去了呢？他是什么时候坐到我对面来的？他是真的没有发现我，还是发现了而出于羞赧或幽默，故意没有招呼我呢？……
我心里流过一排热浪，把刚才还占据着意识中心的大卫·科波菲尔推到了一边，浮想联翩起来。瞧，曾经除了打扮打扮自己而外，对其他一切活动都丧失了乐趣的这个小伙子，现在却倾注着全部心力，在读着一本技术书！我当然可以根据逻辑推理，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惊雷和春风，来解释面前这个镜头；但是，我却不能满足于此。我想深入到这样一个青年人的灵魂里去。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内心历程，沉睡的激情才奔腾起来，心灵的眼睛才越过米黄色大衣的庸俗境域，看到了革命理想的璀璨霞光？……
正当我忍不住要招呼邹宇平时，他恰好也读毕了一个段落，抬起了眼睛——我们四目相对，犹如火石相撞，顿时溅出了激动的火花；从他的眼神里我判断出，他的确是在此以前并未发现我——邹宇平首先压低嗓音惊喜地召唤了我一声：“晁老师！”
一刻钟以后，我们已并排行进在北海大桥上。重逢的快乐攫住了我们的心。我们需要长谈，而图书馆可不是个谈话的地方。邹宇平一小时后要到厂里上中班。他们厂在前门外，走着去完全来得及，于是，我便决定陪他步行穿过南长街和天安门广场，边走边谈。
离开阅览室时，邹宇平从椅背上取下了大衣。出得图书馆，他穿上了大衣。我一眼就认出，还是那件米黄色的大衣；不过，一些地方有皱折，一些地方蹭上了灰道道；正当中原来的扣子显然是丢失了，补上的一颗颜色要深一些，显得很不协调。一目了然——这件米黄色大衣在主人心目当中，使用价值仍然存在，美学价值却荡然无存。我觉得这是邹宇平最大的变化，不禁指着他身上的大衣问他：“你怎么不‘张罗张罗自个儿了’？”
邹宇平脸颊发红了，他摆摆手说：“嗨，别提了——我早打算把它拿去染成黑的，可路过洗染店多少次，总舍不得花时间钻进去张罗这个事儿……再说一时我也没别的大衣穿，就让它这个样儿吧！”
我连珠炮般地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：“你们厂现在怎么样？”“你最近除了干钳工活，还忙些什么？”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图书馆的？”……
邹宇平的性格似乎并没有变。他有问必答，但答话都很简单。这种泛泛的问答令我很不满足，于是，当我们走到西华门附近时，我便开始往细微处探究了：
“你们那儿的‘十元会’怎么样了？”
邹宇平现出一个开朗的微笑：“解散啦。那会儿，我们青年不当流氓就算好的；生活枯燥，也不知道前头有什么等着我们，所以才有‘十元会’，也才有我这米黄色的大衣，也才有一米高的金鱼缸，还有什么‘家具爱好者联谊会’……是‘***’把我们挤兑到小胡同里去的呀——我们又不愿意‘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’，去当他们的跟屁虫！……”
我还想进一步深入他的灵魂，便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告诉我，究竟是哪几件事，让你猛地醒了过来，觉得还有比穿上一件米黄色大衣更要紧的事情？”
邹宇平把步子放慢了，眉头颤动着，沉思了大约半分钟，才开口说道：“主要是两件事。一件是前年三月六号，上班路上遇上了插队时分在一个村的刘丽云；她气得涨红了脸，脑门上炸出了一溜汗珠，跟我说：‘昨天的《文汇报》，你看了吗？’我告诉她：‘这两年，什么报纸我也不看。’她当时就骂我：‘这样的事你都不闻不问，真不如一头撞死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！周总理的骨灰都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了，可还有人骂他是最大的走资派——你就容得了他们？’我当时就跟她顶撞起来，扬着嗓门说：‘我邹宇平再浑，这一腔子血也还是红色的——谁敢骂周总理？我去跟他们拼命！’她就把三月五号的《文汇报》拿给我看……我是个从来不失眠的人，那晚上半宿睡不踏实。说实在的，对**他们，我是打那晚上才恨到咬牙切齿的地步的。‘***’他们整老干部，整这个，整那个，我这个落后分子心里想不通，气还能强吞下去——没想到他们整到周总理头上来了；周总理已经鞠躬尽瘁了，他们还整——由着他们这么整下去，中国不就完了吗？他们眼里也太没咱们老百姓了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不能由着他们！……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找到刘丽云家，一屁股就坐到了没擦干净的板凳上，发现弄脏了这件米黄色的大衣，我也顾不上可惜——我憋足劲问刘丽云：‘咱们该怎么办’……”
邹宇平说到这儿，胸脯起伏着。我俩并肩朝前走，踩得残雪沙沙响。我感到，自己是在随着一个年轻的灵魂，重温昔日风雨的冲刷。
“刘丽云怎么回答你的呢？”我催他讲下去。
“她把拳头一挥说：‘斗争’……当然，我们都挺幼稚，能量有限；可打这以后，我就没心思打扮自己了，我又看报，又听广播，渐渐敏感起来——不用刘丽云提醒，也能听出‘***’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，骨子里是什么货色了；我看破了，就找那些没看破的人说去，到地震前后，毛**逝世那阵，我把‘十元会’里顶不过问政治的小酒鬼们，也给说动心了——大伙都憋着要跟‘***’他们拼；那时候不知道‘***’这个词儿，我们说起王张江姚，都用‘那拨子混蛋’代替……后来，了不起的十月来到了，晁老师，我在游行队伍里喊拥护党中央的口号，那声音可真是打心眼里冒出来的呀！……”
“只要还有爱国心的人，都是这么个劲头啊！”我赞同地说，“多亏了党中央，要不，别的先不说，‘***’非把你们这一代人，毁成穴居野人不可啊！”
说着我们走出了南长街，来到洒满阳光的天安门广场。在这牵动亿万人民感情丝缕的地方，我和邹宇平继续畅谈爱恨和向往。我问他：“那震动你灵魂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”他两眼显得比平时大也比平时亮，望着纪念碑和后面的毛**纪念堂，告诉我说：“我就是九月底，党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表，我觉得眼睛和心一下都更亮了。恰巧那天我妈跟我唠叨说：‘还不把你那件大衣拿去染染，眨眼冬天就到……’我一边收拾书包，准备到厂‘七二一’大学上课去，一边跟她说：‘妈，我不能再想着打扮自个儿，我得跟大伙去打扮咱们的祖国——得让咱们社会主义中国，也穿上现代化的服装啊！’……就这样，我总嫌时间不够；我们厂的小青年们差不离都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恨不得多长出个脑瓜来学习、学习、学习！……”
我的思绪正随着邹宇平的讲述飞扬，忽然，身后有人叫我：“晁老师！”我和邹宇平同时转过身去——啊，是赵海涛。
我不禁责备他：“你和刘丽云是怎么回事儿？半年多不到我那儿去了！你们考大学的事怎么样，体检了吗？……”
赵海涛推着辆自行车，车座上夹着一叠书，他显得更黑也更壮实，嘴唇上的黑茸毛已经有点小胡子的味道了，可他那内向的性格一点也没变，略显羞涩地回答我说：“我们俩都体检了，等着最后一榜呢。”
我指指邹宇平说：“认识吧，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，比你低两届。”
邹宇平笑着说：“原先就面熟，这一年多在图书馆总遇上，半年前我们就交上朋友了……”
我忽然想起个问题：“对了，宇平，你考大学了吗？”
邹宇平脸颊微微有点泛红，但鼓起勇气拍拍身上的大衣说：“前几年把时间荒过去了，基础太差，就没考……今后我也不一定考了，我打算在厂‘七二一’大学里好好学……”
赵海涛说：“对，一样的……只要自己努力，一样能用真本事搞四个现代化。”
我问赵海涛：“你这是到哪儿去？”
他说：“去废品收购点接班，路过这儿——我打背影上认出了您，就追上来了。晁老师，我老早托您帮我借的那本书，还是没找着吗？”
我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借书的！真盯得紧……不过，你很快就要上大学了，大学图书馆什么书都有，何必再托我给你找去？”
赵海涛认真地说：“没发榜呢。也可能取不上我。”
邹宇平推了他肩膀一把：“得了吧！你考不上，我……我把身上这件米黄色大衣输给你！”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我倒觉得，赵海涛做好“万一”的思想准备，也是应当的。便对他说：“考不上你也不必灰心，可以继续业余钻研数论嘛……”
赵海涛严肃地摇摇头说：“考不上，那就是说，国家找着更有培养前途的人了——那我就放弃数论的研究，改攻实用数学——头一步，就是考虑用运筹学，来改进我们废品回收公司的工作……”
他这想法，出乎我和邹宇平的预料。我看见，邹宇平收敛了笑容，渐渐现出一个深思与钦佩的表情，愣愣地望着赵海涛。
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声提醒我们，已经十一点了。邹宇平和赵海涛都需要立即赶到单位，去上十一点半的班。我们该分手了。
赵海涛骑车的身影很快消逝。我和邹宇平走到前门才正式分手。邹宇平朝我笑了笑，便转身径自往工厂走去了。他那裹着米黄色大衣的身影，久久地在我视线里活动着，我不禁回忆起四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也是这个身影吸住了我的眼和心；这身影是多么地相同，而又多么地不同啊！
不知不觉地，我已经漫步在前门外的新顺城街上。“三门工程”的宏伟景象，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那一座连一座的，已经完工、接近完工、正在升起的现代化高楼，巍然屹立着。我朝前望去，在远处的人流中，那穿米黄色大衣青年的身影，依然清晰可辨。首都第一批现代化高楼下，正行进着多少个怀揣“四个现代化”宏图的青年？这样的高楼下，多么令人心潮激荡的时代剪影！
忽然，一个强烈的想法攫住了我——我要把它倾诉出来：在党中央领导下，在揭批“***”的伟大斗争中，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滚滚热潮里，最值得注意与欣喜的，是体现在广大人民，特别是被“***”坑害过的青年一代，那灵魂上所发生的可喜变化……邹宇平这个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，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吗？
呵，让我们信心十足地预言：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，我们的灵魂也将变得更加美丽！
197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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